按照马戎的说法即是，多年来，我们的政策在重视落实少数民族政策的同时，很容易强调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而忽视对他们进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培养与巩固。

第一个是设立分句，指的是国家不得制定设立宗教的法律这一层意义，或者说，不得设立国教。但是，现代政治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个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个人要自我拯救，自我安顿，自我来实现心灵的治理，这如何可能呢？我们看到，至少在精神领域，在信仰世界，每个人面对现代宪法所提供的基于个人信仰自由的权利原则，并不完全接受，即人们感到这个宪法太奢侈了，或者说太自信了，把个人的自由权利抬得太高了，以至于个人难以承受。

与此同时，社会中的个人作为基督徒的身份也逐渐淡化和退缩，信仰日益成为精神生活中的事情，信奉上帝成为每个人的私己事务，而经济生活，即谋生或努力从事经济社会中的工作，作为经济人，赚钱养家糊口，开作坊、搞贸易，甚至从事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人的主要事业，成为个人生活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内容。我们看到，这里已经具有了个体自由的现代色彩，个体已经开始萌发某种权利意识。（一）从新教改革到宗教信仰自由在西方历史中，尤其是在现代政治的历史中，基督教的新教改革无疑是一桩伟大的事件，它们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塑造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宪法结构。可以说，祭祀作为古典国家的最早的宪法制度，其作用就是赋予国家的政治权力以合法性，即赋予政治权力（主要是战争权、统治权和司法权）合法性的一种宗教性加冕（coronation）。而关于个人的心灵安顿问题，现代宪法则诉诸于人民主权之上的超验的精神渊源——基督教精神传统。

中国历来是一个文化民族，而非一个种族，文化为本，文教立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通过上述历史性的描述，新教改革的正当性乃至必然性是无可质疑的。法治建设与社会同步发展，两者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因此指标评估体系也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进行调整。

（四）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早在2005年，余杭区委提出了建设法治城区的设想。规范的行政执法行为、健全的行政执法体制是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必要前提条件，直接显示着一个国家、地区法治建设的程度和水平。通常，该级政府应当成立一个评估委员会，由相关专家组成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小组，根据评估的标准，严格地进行打分，自我检验。法治在运行过程中，是有许多操作技术的内容的，如立法技术、执法技术、司法技术等等。

指标2，公共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检测指标，这些指标旨在对政府、政府官员的权力进行限制。正如有些学者所言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意义则是相通的，即：确信法律能够提供可靠的手段来保障每个公民自由合法地享用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免受其他人专横意志的摆布。

正如学者所言：当下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主要约束对象是中国各级政府，规范政府行为将是中国入世后必须坚持的最大持久战。同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决定了我国法治指标评估体系必须具备多元性。这样要求的目的是让评审者可为其所给的分数作出精简的解释，也能为法治指数加上一个更丰富的层面。概括来说，上述法治指标体系在以下方面对我们有所启示：法治政府建设以指标评估体系为标志，由抽象法治向量化评估方向发展。

法治指数体系旨在形成一个全球的统一规范，用以指导各国政府、社会、民间组织等共同推进法治，并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遵循法治程度的标准。以指标评估体系的应运而生为标志，法治政府不再是抽象深奥的学说源流、价值取向和方法模式，而是生动的法治实践与创新方向。健全、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是推动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器。另一方面，法治政府的进程依然艰难，何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法治政府似乎遥不可及。

三、我国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的建构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指标体系的建构包括指标项目的选取和指标之间结构关系的厘定，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现代公共服务体制健全。

指标三：行政立法（包含规范性文件）规范，确保立法质量的基本情况。指标3，政府在承担义务方面所扮演的国际法角色，一方面涉及管辖范围内的自然人和法人待遇，另一方面则是与外国政府和外国法人的关系。

建立起科学的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指标评估体系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调整、修改，使之趋于合理和完善。因此，对行政行为实行有效的监督是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6]郝铁川：《世界城市的法治化治理—以纽约市和东京市为参照系》（序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该项目以质化和量化相混合的方法来确定特定地区的法治指数。[9]2．认同与引导功能，这是法治政府发展的动力。法治政府建设以地方创新为突破，指标评估体系呈现多元化趋势。

行政决策是政府工作的中心环节，直接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再次，这是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客观需要。

指标评估体系不是以评估为目的，而是以评估为手段，通过评估推进法治政府更好更快地发展。[18]参见戴耀廷：香港的法治指数，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6期，第44-53页。

（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对所有人来说，法律应是一样的。公共财政保障体制完善。

在同一时期内对不同地区的法治建设状况进行比较，可以对法治政府建设状况进行排名，进而达到评价的功能。执法评议、考核制度完善。在政府部门相继出现了社会治安状况评价指标体系、法治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司法功效评估体系、和谐社会指标评估体系等。（一）法治指标的发展概况随着各国研究的深入，运用法治指标评估和分析法律现象的范例不断增多，指标体系的评估方法也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可，但相对独立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却并不多见。

总结并归纳这些共性，对于建构科学合理的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是十分有益的。它由2个一级指标组成，分别为：指标10，法律在制定、执行及适用的过程中公众所易接受的范围、程度。

公务员的法治能力和水平是公务员的定位和导航系统，对公务员的价值取向具有导向作用，决定着公务员的行为模式。进入专题： 法治政府 。

该指标的具体考核点为：体系化的监督制度，即权力监督、民主监督、内部监督、层级监督、专门监督、社会监督、司法监督均不可少，相互配合协调。指标七：提升公务员法治能力，培育社会法治氛围的具体状况。

建立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指标评估体系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调整、修改，使之趋于合理和完善。指标的设计在涵义、内容、计量等方面必须科学明确。第二部分：阐述法治是以明确、公开、稳定、公平和保护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和财产权）为基础的体系。因此法治政府旨在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旨在保障人的自由权利，从而最终形成和谐的良性秩序。

指标六：行政监督制度完善，强化行政监督方面的状况。早在1968年，美国学者伊万（W. M. Evan）建立了一个法律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70项具体指标，其中法律指标主要包括以下7个：每1 000人口的法律学生数。

如果有必要，评估小组可就材料中的疑点或问题进行现场考查。计算每一法治条件的比的方法为，从7个条件的比重分数中，去掉1个最高分和1个最低分，然后将余下的5个条件的比重分数进行平均，得出每一条件的串重加权平均值。

对现行法治指数的分析，包括以下方面：（1）全面客观原则。戢浩飞，单位为武汉大学。